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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注重保障农民利益,在农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改革开放后,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整农产品价格和购销政策,改善了农村分配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持和发展了农村好的形势。

  但是,由于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办法还不尽合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农村“三乱”现象日益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和部门不顾国家三令五申,随意向农民伸手,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项目多,数额大;有的地方虚报农民收入,超标准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的地方违反国家规定,按田亩或人头平摊征收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有的部门要求基层进行的达标升级活动屡禁不止,所需资金向农民摊派;有的地方基层干部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治乱减负工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1990年初,中央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向农民收取“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此后又发布了多个治理农民负担的文件。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前几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约法三章”,明确了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加大了对加重农民负担违法案(事)件的查处力度。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涉农负担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屡屡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机制和动力并没有消除。

  实践证明,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寻求治本之策。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症,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税制问题,税费不分,费出多门,费重于税,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乱罚款、乱摊派;二是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对农民负担问题,光抓治乱减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推进税制和机构改革。一些地方也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有一些地方还自发进行了以“并税清费”为主要特点的改革探索,如河北正定县“公粮制”改革、安徽太和县“税费合一”改革、湖南武冈市“费改税”改革等。中央高度关注着这些地方的改革试验情况。199810月,国务院成立了由财政部、农业部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开始着手研究和制定新的改革方案,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由治乱减负适时转向税费改革做准备。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增收困难,加上农民负担较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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